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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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明朝晚期,崇祯时代，再次回到朝廷权力中心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了视死如归的杨涟那样的真烈士。那么，东林党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看看东林党当时头面人物钱谦益、侯方域，这两个一老一少的表演。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红楼知己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外敌袭来，青楼女子柳如是李香君抱定殉国之念，而他们的情郎钱谦益侯方域却一心卖国求荣。“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后人唏嘘不已。

　　这足以说明：侯方域和钱谦益组建的后东林党，完全变质——前期东林党，是以身作则、杀身成仁的信仰集团，而后期东林党，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团、几乎悉数伪君子。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大部分都是“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

　　为什么正义凛然的清流志士东林党人，后期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集团?一是因为天启年间的那场劫难，东林党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怕了。遭阉党重创后，东林党苟活下来的大多是软骨头，这些软骨头窃取了东林党的领导权;二是因为在崇祯时期，东林党本身的毛病扩大化。什么毛病?清议——“空谈之气胜”。有人说，大明亡于东林党，这是言过其实，东林人无心祸国，只是无力救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拿东林人的得意后生来说话。大家知道，左光斗有个高徒，史可法，是个抗清名将。他坚守扬州，给清兵以重创，铮铮铁骨，可歌可泣。

　　但同样是这位高徒，竟然是“联虏平寇”的提倡者。幻想借清兵平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然后恢复大明统治。乃至清兵围城，多尔衮劝降，他回致《复多尔衮书》，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依然对清兵抱有幻想：“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这封书信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史可法对多尔衮说，现在反贼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消灭，听说他们又流窜西北去了，准备卷土重来。他们是我大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贵国没有除恶务尽的隐忧。所以，我希望你们同仇敌忾，来对付我们共同敌人，善始善终，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去西北讨伐反贼，砍下匪首李自成的头颅，以解心头之恨。然后你们班师回国，如果贵国能做到这一点，则功德在千秋。我大明朝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们。这是典型的与虎谋皮。结果，多尔衮的回答是，攻城。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多尔衮下令屠城，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扬州军民死亡超过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也壮烈牺牲。

　　一对相知师生，两个铁血汉子。在晚明末世，都无法救国救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即便全面放手，让东林党接管政坛，也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因为他们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墨守成规，坐而论道。说白了，他们是封建道德家，而不是近代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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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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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不过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祯大一辈，潞王还是万历的侄子，不能算万历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显然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即所谓的伦序纲常，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当年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廷官员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那么这次东林党他们应该拥立福王了吧?可这次他们自扇耳光起来，说什么“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这个血缘辈分都不着边的王爷。他们不说什么“万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贤呢?谁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个，能有什么作为从哪能看出贤来?而且这人在大名将士与清军奋战的时候，他却酒肉犒劳清军，这种忘恩负义，数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贤在哪?福王怎么说也是在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徒出卖活捉的，两人差距可见一斑。

　　那么东林党一开始为什么坚决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简单，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写道：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续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东林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史可法则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确选择，选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国家动乱，但他又害怕福王报复，于是找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马士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镇总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谁都必须和他商量。从这方面看他对形势的认识远比钱谦益等高得多。马士英当时非常想和东林党亲近，于是与史可法商量一个两面都不得罪之法，舍弃二人拥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写信给南京方面提出拥立桂王，潞王为兵马大元帅的方案。这时那些所谓“立贤”的东林党也不立贤了，立马准备仪仗去广西迎接桂王了。可见这伙人的龌龊了，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国君这样大事当儿戏。

　　福王朱由菘不干了，皇位眼看到手了，一眨眼煮熟的鸭子飞了，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当了兵马大元帅，崇祯的叔叔桂王当了皇上，自己反倒成了局外人，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这时一个人看不过眼了。这人就是太监卢九德。这人能力如何?你看他节制的人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你就该知道了。这时正在凤阳任监军太监。卢九德在宫中与老福王关系不错，也知道福王最有资格做皇帝了。于是找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三镇总兵，给他们摊牌。他们原本关系不错，又见是这个理啊，更何况还有一场大富贵，做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同东林党一起支持潞王的，一看算了支持福王吧。

　　再说马士英原本是立桂王的二号人物，又倾向东林党，凡事都听史可法的(马得势时曾对东林党人曹曰广说：：“立桂，史意也。予日：亦佳，但须速耳。”)，按说应该受重用了吧。结果马士英邀请南京方面来浦口商量立桂大计，结果人家看不起他觉得他官太小(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掌控着几个藩王，是南京附近最大军事实力)，可人家就觉得他不配商讨这么大事。找了两个无关轻重的人，告诉他了一声完了。

　　话说马士英灰溜溜的回到凤阳，可毁了。城里城外全是他手下的将士，大伙都拥立福王的。他一看就明白形势了，自己不改变立场，别说仕途，小命保住都是问题。于是半推半就成了拥立福王的第一文臣。我们先别急着骂马士英无耻没骨气。看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的表现。在得知凤督，四镇总兵支持福王后，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立马支持福王，更进一步的是为四镇总兵请功。特别是那个叫嚣拥立潞王的吕大器在得知福王先监国后，更是倡议也别监国了，直接做皇帝得了。连必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钱谦益更是立马紧抱臭名昭著的阮大钺的粗腿。这就是东林君子的丑陋表现。

　　出于对民族英雄的尊敬，史可法的这段表现我们就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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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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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喜欢做木匠活，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这极有可能跟魏忠贤对他从小的教育有关系。因为老魏并非从小进宫，而是在成年以后才当的太监，对世俗间的的事很了解，社会经验极为丰富，所他不但经常给朱由校讲外面的事，还自己掏腰包买一些市面上奇奇怪怪的玩具，让小朱由校大开眼界，从而对木匠活和机械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说明朱由校是个很聪明的人。据说他亲自设计打造家具，完成之后让太监拿到宫外的市场上去卖，当听说卖了个好价钱以后，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技术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市场的承认。他还亲自设计一些高、精、尖木制自动机构，相当有技术含量。在紫禁城的大殿重修加工的过程中，天启皇帝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提出的意见相当专业，在这些领域里他很有天份，也是个人爱好，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是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务，是很认真地在听。其实天启皇帝对管理朝政很用心，而且他很喜欢学习，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当上皇帝以后重用魏忠贤，除了是对他充分信任以外，也是形势行逼，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也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也让老魏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天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面临内困外交的局面，辽东与满清的战事吃紧，而国库又相当的空虚，朝廷内党争激烈，“东林党”一帮文人不是今天弹劾这个就是明天弹劾那个，乱作一团，光会耍嘴皮子，为了自己的集团争利益你争我夺的，没干多少正经事。难怪在第三十六回里，宝玉忽然发了神经，对文官武将大发一通议论，让人莫名其妙，他是这样批文官的：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现在我们才回过味儿来，感觉这很象是在骂那些误国的“东林党”人！虽然天启皇帝在继位的时候“东林党”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朱由校慢慢明白“东林党”人不但只会没完没了地党争，是吵架高手，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有问题的，所以认为坚决不能重用这帮人。那当时天启皇帝与“东林党”之间最大的矛盾在哪儿呢？主要集中在国家的税收上，一个国家如果财政不足，那什么事也干不了。在明朝早期，可以组织七次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活动，那时有很多闲钱可以花，真可谓国力雄厚。可到了天启年间，连在辽东与满清作战的军费都捉襟见肘，为什么呢？原来那个时期地球处于小冰河时期，北方农业严重歉收，而“东林党”人却一直坚持以农业为本，要求重点收农业税，这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常年受灾地区的北方农民苦不堪言，这样就很容激起民变，极有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动荡，所以形势相当危险，对国家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在崇祯朝天下大乱、破产的农民成为流寇四处洗劫，最后导致大明亡国的惨痛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崇祯亡国的情景就会提前上演，所以为了避免这样情况恶化，天启皇帝认为坚决不能采用“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可“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非常大，天天唱反调，这是个头疼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明朝中期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江南的商人和资本家越来越富，然而他们却几乎不用上任何税，“东林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坚决反对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这就是皇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如何对付这帮一个个满腹经纶、灵牙俐齿而又心怀鬼胎的“东林党”人呢？说实在的，实在不太容易对付，“东林党”是一个文人集团，皇帝一伙毕竟人少，讲道理说不过他们，而且这帮人是“朋党”，接帮结伙，势力强大。

面对同样的局面，天启皇帝的爷爷万历皇帝选择了干脆不上朝，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眼不见为净，你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也听不到！于是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后来“东林党”人在写历史的时候骂万历皇帝懒于朝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万历皇帝去躲清静去了，而且他不上朝但不意味不办事，只是懒得与这帮文人打交道。

现在天启皇帝面临同样的局面，发现自己身边可靠的人就魏忠贤一个人了，而天启皇帝自己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哪斗得过这样一帮职业搅局的“东林党”人呢？在灾民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东林党”人拒绝向江南征税这绝对是亡国之举，所以坚决要打击，而且需要向“东林党”人下重手才成，而这样的事自然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因为不但操心费力，而且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了，所以天启皇帝决定自己在幕后策划，让老奸巨滑的魏忠贤出手，而他在后面看热闹。“东林党”人虽然一个个灵牙俐齿，很能忽悠，但没想到他们遇到老魏！魏忠贤“言辞佞利”，估计正像李纨说的那样：“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财加上他的出身是“泼皮破落户”，是个耍无赖的大师，这一优势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的政治手腕也很狡诈狠毒，于是让“东林党”人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恨得这帮文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所以后来魏忠贤被“东林党”人骂为“阉党”，而且天启皇帝也成了白痴的“木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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